實行公民權成本一體化-修改選罷法之不在籍投票

台灣不在籍投票吵了很多年，其實不在籍投票方案有很多種，例如通訊投票、提前投票、或不在籍投票等等。未來台灣的選舉區分二類，一次是七合一的地方選舉、一次是二合一的中央選舉，每二年舉行一次，這對台灣內部來講是好事。

但這次大選因接近年關，返鄉投票不如往年，需一週內往返故鄉二次，成本增加，也有因大霧外島飛機停飛，導致如法履行公民權利。同樣投票選出的是全國的總統，卻因移動成本高而打消投票意願，從這次投票率北高南低可見端倪。

台灣不在籍投票修改，應以戶籍為主、以健保投保地為輔，就是說選民沒有變動就以戶籍地為投票地，但如在外地(跨縣市)工作，可以變更以健保投保公司所在地為投票地。很多人在台北或新北工作生活多年，在此繳稅，並創造消費，只因無法在此購屋或其它原因而沒有把戶籍遷入，但他卻無法在當地實行公民權。

因為合併選舉，所以不會利用戶籍及健保投保地互轉變成幽靈人口。讓每一位公民行實公民投票權所移動的成本一體化，不會造成同樣一票，但背後所包含成本的懸殊，而降低投票意願。

國民黨有效整合基本盤

馬英九在不被看好情況下卻成功連任，而蔡英文看似突破藍綠籓籬，其結果又回歸基本盤，無論勝選或敗選都有很多理由，後續也會有很多人討論，在此就回歸基本盤提出淺見。

國民黨基本盤的結構是由外省族群、軍公教選民、注重經濟選民、及地方派系所組成的四大區塊。地方派系在歷次選戰中因政黨對決有逐漸弱化，及五都升格也削落部分地方派系實力，加上國民黨在金馬體制下專斷獨行，地方派系關係加深矛盾與衝突，而注重經濟的選民在過去四年當中，對馬英九處理經濟問題產生疑慮及不信任。

利用二合一的合併選舉，有效綁住地方派系的造反，甚至地方派系為了立法委員的選舉，努力固樁綁樁，加上二合一選戰熱化國、民兩黨對決，無形中讓國民黨及地方派系的立委或樁腳自然必需與馬英九的選戰緊密結合。

而中國從過去軍事恐嚇(導彈武嚇)、到政治恐嚇(反國家分裂法文攻)在歷次選戰中，所產生都是反效果，而這次採取經濟恐嚇，且透過台商及財團出面，以台制台，間接達到一定效果，台灣民眾在追求經濟安定上，選擇妥協，選舉安定、選擇不改變。

國民黨選票四大區塊的回流，及宋楚瑜被棄保，讓台灣政治格局回歸到藍綠基本盤的架構。國民黨有效整合基本盤，所採取的戰略及戰術都發揮一定功效。

台灣大選民調會重蹈美國1948大選民調預測？

大選民調戰已經進入尾聲，宋楚瑜接受訪問舉1948年美國大選民調案例，來否定現在民調結果，進而嚇阻因民調低迷所造成棄保效應問題。

美國大選民調預測與結果跌破眾人眼鏡有二個最有名案例，一個是1936年大選，在那之前美國的民調是透過文學文摘訂戶及汽車牌照登記戶進行民調，當年預測是藍登將獲勝，但結果卻是主張新政的羅斯福當選，本次問題出在調查樣本未能涵蓋所有母體所造成(涵蓋不足誤差)。羅斯福主張新政獲得藍領階級的支持，而當年訂閱文學文摘或擁有汽車者大多屬白領階級，所以未能調查藍領的選民。但此次誤差也讓電話民調抽樣的技術提升及普及。

另一個案例是1948年大選，民主黨的杜魯門對上共和黨的杜威，那時三家主要民調公司克羅斯科(Crossley)、蓋洛普(Gallup)及羅波(Roper)，在投票前均宣布杜威會贏杜魯門約5%，媒體大幅報導門調顯示杜威當選，其結果杜魯門領先4.4%當選。當年為樣本要符合母體，抽樣均採配合抽樣，理論上是嚴謹，但造成執行的困難。造成當年的誤差，才有後來的加權處理樣本技術與方法。

民調是一種趨勢調查，但運用在投票預測上，除了母體推估加權外，還需要投票率推估、地區板塊、教育程度、政黨的顯隱性、經驗值等變數權值，因為民調無法掌握拒訪率部份的選民，及無回應的誤差的部分。所以公開的民調只能代表一種趨勢而已，不是最後投票的結果。

巧合的是1948年大選二句名言，攻擊到此為止(The buck stops here)及怕熱便不要進廚房(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stay out of the kitchen)，也是今年台灣大選辯論上攻防名言。這次台灣大選會讓媒體民調機構會重蹈1948年美國大選的情況嗎？我們拭目以待，因為真相1月14日就知道。